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耳。”同时，他还与国内张謇、张佩纶等人所主张的“东征论”相互应和，不赞同李鸿章等人的对日让步政策，认为蕞尔三岛决不是中国的对手，主张示之以兵威，甚至讨伐日本。很明显，这些言论虽然表现了一种积极的对日态度，却并不是建立在对日本正确认识上的判断，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意识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竟然被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打败，这给中国的思想界和士大夫阶层造成极大的震动，日本也由过去轻视的对象转变为许多人心目中学习的榜样，袁世凯对日本的认识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同时，由于过去十几年在朝鲜的直接交手，他的认识又要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甲午战后，袁世凯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和等人，鼓吹变法革新，认为“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世之效，彰彰甚明”，“然目今中国形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对照战前他对日本的看法，简直判若两人不过，在袁世凯看来，变法的当务之急是模仿西方的营章操典整顿军队，编练新军，“而日本兵之取则欧洲，其兵书纂述宏富，文字相近，易于译录”，是模仿学习的最好对象。因此他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主要是向日本学习。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新军的体制和操练方法都主要仿照日本军制。从1896年起，袁世凯派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孙传芳等一批军官赴日本学习军事，此后相继派出大量军官赴日本留学。此外，他还聘请了大批日本顾问和教习，如立花小一郎、板西利八郎等。在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在直隶地区推行“新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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