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自然也引起了浙江大部份商家的反对，因为他们都是在官府背景，根本不怕各地的税卡。但商毅的态度也十分坚定，要么接受，要么就别在浙江做生意，反正在浙江实实在在做生意的商人也有不少，没有他们还可以少许多麻烦。而在商毅的强硬态度下，绝大多数商人也只能选择屈服。
不过商业税的内容还不仅仅是如此，还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鼓励民间资本办厂，投资实业。
在中国古代，商人几乎都是和生产分离的。商品的生产基本都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来完成，而商人的作用就以低价从手工业者那里买来产品，然后转运到其他地方以高价出售。因此中国的绝大多数商人都属于流通型商人。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去想怎样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商人所做的就是拼命压低收购产品的价格，而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者因为力单势薄，不可能和商人抗争，也只能甘受商人的压窄和剥削。结果就造成中国的社会生产始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而无法将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形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荫芽发展。因此中国的商业行为始终都无法达到摧毁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一个新阶段的作用。
当然在另一方面，因为大规模的社会化手工业生产就意味着大工厂大企业的出现，这也就是历代的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聚众”情况，因此聚集大批工匠一起工作的情景，一般都只能在官办，或者是有官府背景的生产作坊里出现。在另一时空里的清朝，甚至规定三十人以上的聚会都要通报官府，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完成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彻底分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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