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除了山东之外的民办铁路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盛宣怀、梁启超、山东商会的孟洛川、苗海南等大商人也持此种看法。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山东其实也不苟同于这种限制外资进入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作风，不过山东商会的强势让外资在山东始终居于客卿地位，根本也没有办法和山东商会抗衡，反而把自己国家的很多市场给出卖给山东商会的企业，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最激进的革命党也没有办法指摘山东商会利用外资是卖国行径了。
第二百五十一节 保路终成导*火索(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