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很多罪。尤其这种年代，女人为了生计所付出的代价实非常人能想。思索再三，我到底还是给梁孚生寄去一封信，请他关照宝莉。
不久后收到他的电报，竟然洋洋洒洒写了许多的话——
敏之：
长远不见，你和秋意过得好吗？岳父岳母可还安康？今早接到你的来信，我很诧异，害怕家中遭遇什么变故，否则你断不肯与我联络的。然而万幸，只是关于喻小姐来沪务工之事宜，你且放心，我会尽量帮助她在上海落脚，但你知道，我毕竟已有家室，不好与她过多接触，今后如何生存立足，还需看她个人造化。
敏之，我离家数年，秋意也三岁有余了，不知可有照片，我很想看看他。若非此次通信，我根本不晓得你们已经搬到了下半城的打锣巷。我以为我们之间和平分手，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纵然我有见异思迁的错，但你何必如此决绝，避我如洪水，更剥夺我抚养秋意的权利呢？
希望你不要再替儿子拒绝我的钱，那是我自己挣的，干干净净。
如果可以，恳请你寄来他的照片，我祈祷他长得和你一样，万万别像我，你知道的，我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在异样的眼光中长大，假如他因为我的血统而受到排挤，那将是我作为父亲不可饶恕的罪。
孚生，民国十年，惊蛰。
……
我看完他的电报，暗自平复许久，然后逐字逐句地数了数，不由心下惊叹——电报费用高昂，出省每个字一角六分钱，他竟如此铺张，直接给我拍了一封信，花费数十块大洋，那是足以维持两口之家一年的生活所需。
今时不同往日，他果然挣出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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