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了。那么，是谁目睹了项羽临终前的一系列戏剧性场景？司马迁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材料的来源，就把它写到《史记》里面，我们也把它当做事实接受了。这个传统延续到后面中国历史的书写当中，有怎样的影响呢？
余秋雨：
你触及了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牵涉到了西方近代史学和中国古典史学之间的差别。为此，我要为中国古典史学讲几句话。
其一，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西方历史学家敢于担保自己的历史表述是充分客观的，尽管他们经常会以充分客观的面貌表现出来。
史料漫无边际，而且永远可以被挖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几个朋友携带家人一起外出郊游，回来后的第二天大家的回忆已经很不相同，如果再过半年，彼此的印象就更加五花八门了。这还只是一次人数不多的小小郊游，如果换成一个各色人等参与的大事件，结果会怎么样？彼此利益各有冲突，互相观点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各有角度，大家在记述中难免包含着大量的隐讳和夸张，又缺少当场对证和辩驳机制，时间一长，所谓“客观”的历史几乎无从谈起。这一点，二十世纪的法国新史学已经尖锐地指了出来，他们到后来只相信“心中的历史”，或者说，只相信历史在集体心理中的个别投影。这就是说，过去大量看起来“确证无疑”的历史，其实都有明确的主观立场，只不过在西方现代，都被科学主义的客观形态掩饰了。司马迁很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与当时流行的官场意志相比，已经比较客观了。他把官场不喜欢也不在意的那些群落，比如失败的英雄，孤独的侠客，和其他种种“边缘人物”，也都一一写了进去，让我们看到了官场立场
第二十一课 二十四史的起点(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