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物种保持不变，演化形成的新物种与灭绝的物种数量大致达到平衡。但是也有一些时期，物种形成速度极快，或者生物的灭绝更快。这些事件并不是同时发生的。首先，历史上存在着诸如恐龙灭绝那样的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然后是一个间歇期。这时期生物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像兔子一样成倍地增长。然后分化形成新的物种。有时演化速度之快，谓之“爆炸”实非夸大其词。
如果我们注意到环境可能与上述生物演化形式有关的变化，那就会发现一种显而易见的有趣联系。快速的环境变化，必将加速生物灭绝的速率，使后者超过物种的形成速度。因为任何生物通过演化而适应环境变化的速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旧种属的灭绝与新种属形成所引起的竞争风马牛不相及，达尔文却反过来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
有鉴于此，环境变化速率理应处于生物灭绝公式的核心地位。环境变化速率愈快，生物灭绝的速率也愈快。沿着这条线索思考，近一个世纪来，古物学家四处挖掘所发现的奇珍异兽大规模灭绝，很可能是由环境的剧烈变化引起的。如果有一种灾变能够证明对这种或那种生物灭绝现象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达尔文的“规律”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鉴定古生物遗骸和现代物种的研究，预言何种生物将幸存，何种生物将灭绝，那么适者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
预测结果是对适者生存说的最后检验。我们或许可以说，适应能力是判断幸存者的标准，适应能力决定生物个体适应环境的程度。从这个看法，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哪一种农作物具备从一场为时短暂的旱灾中
达尔文的错误(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