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都源于同一种原始生命形式的推想，在DNA中得到了戏剧性的证实。用化学语言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命过程都是一样的。
达尔文对基因或DNA还一无所知，所以他的想法十分不同凡响。直到克里克和沃森在50年代破解了DNA分子的共同语言，重新发现了19世纪后期孟德尔关于基因的研究之后，达尔文在百余年前提出的生命皆有共同祖先的预言，才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
这样看来，灭绝现象没有达尔文想得那么简单。以恐龙为例，如果达尔文关于生物为生存环境而竞争的设想是正确的，那么物种形成的速率将如他所料，与物种的灭绝达到完全的平衡。但是恐龙却在短时间内突然消失了；迄今为止，从未在比马斯特里奇白垩新的地层中发现过恐龙化石。是哺乳动物杀死了恐龙吗？几乎没有人真的这样想过。当时的哺乳动物都很小，它们的生活环境与霸王龙或角龙之类并不相扰，当然也无力挫败那些庞然大物。
所以我们该探究的是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生存竞争。根据化石纪录和动物的选择性繁殖，达尔文深知生物的演化是非常缓慢的。生物个体在生命期限内不能发生大的变化。比如说，一种生物无法因为气候日趋干旱而变成骆驼，只有在经历了许多代的干旱之后，生物才能忍受缺水的环境生存下来，或者形成某种防止失水的功能，并且无法办到的物种拥有某种繁殖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会有某些生物个体灭绝。因为即使是现实环境中连续发生的缓慢变化，对生物的适应能力而言，也太迅速了。
但是，依事实看来，地质纪录也反映出两种相当不同的演化速率。有一段时间是平
达尔文的错误(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