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捐输助饷的商人，给予奖赏，以资安慰。如太谷县盐商程凤南，“出囊中资，捐饷增课，力助军需”，“给九品顶带，以示特奖”。实际上这种捐输带有强迫性，常使商人视如猛虎苛政，以至嘉庆帝也感到这种横征暴敛有可能“激成事端”，告诫地方官员要妥善办之。戊，其它方面。诸如修路筑桥、祠庙义学、助赈义行等。运城盐池的姚暹渠，即由盐商捐银浚。
在山西商人中，因经营盐业致富者较多。而这些商人，家境原来并不富裕，他们是经商后才富起来的。如前述王文显家，原来家中比较贫困，后来王文显外出经商，才得以添置家产，建筑新居，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就连赫赫有名的大学士张四维，在其父辈家境也一般。其父张允龄经商数十年，仅是“产业略增”。后来张四维之弟张四教业盐后，由于四教为人十分精明，尤谙熟经营沦盐、淮盐，加上在京做官的兄长张四维的支持，得以致富。而张四维又在有财力的家庭支持下，官运亨通，最后得以入阁。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山西盐商的破产，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所致。二是由于封建政府干预，直至查封家产，判罪入狱。例如:盐商朱立基，山西凤台人，捐纳布政司经历，长芦盐商米立基，曾经营母舅王堂之常茂号。干隆二十五年(1760)，王堂接办内务府引地永庆号盐务，又由朱立基代办。由于常茂号本银早已用完，朱立基就将永庆号银两盐包陆续挪在常茂号营运，3年共享银91600两。干隆二十六年在河南的厂店盐仓被水淹没，亏折成本，兼之近年一切运盐需用绳斤、席片、车船脚价升值，卖价不敷运本，连年亏缺，常茂
七十七、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