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因此，胡适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然而，他又很反对知识分子“心有旁鹜，荒置学业，动不动就心动过速，血压升高，痛哭流涕，请愿游行”。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稍安勿动，镇静向学”。
1920
第582章 胡适与“一二九”运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