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在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
第582章 胡适与“一二九”运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