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在阵线前列以便形成最猛烈的火力。
戚、俞在时，这套战术得心应手，无甚纰漏。可他俩死后，继任的大部分明军将领都是目不识丁的武夫，只会骑马射箭，对兵书上的内容实则一知半解，往往只能照猫画虎，学个三四分相似便可。如此不思进取，后继无人，明军火器部队战术自然乏人推动适应时代发展的改革。
此等作战方式对上分散而战塞外骑马各部能受到良好效果，只是数十年过去，明军面对的敌人已不是当年那些机构松散的鞑靼各部，而成了组织严密的满洲兵及狡猾善变巨寇，旧有战术战法显然已经古板过时。
赵营火器部队是徐珲一手带出来的，在山西边军中长期的浸润纵然让他对各种旧战术熟稔于胸，却也限制了他的创新能力。按照他老一套的思维训练出来的赵营火器部队的的确确在打击川中棒贼和士气低落的部分官军时无往不利，不过一旦磕上稍微机变的对手，呆滞僵硬的缺点立刻暴露无遗，昔日的范河城之战就是很好的证明。
赵当世私底下曾问过当时作为对手的马光春对此战的看法，马光春没直接评判此战得失，却直接指出了赵营火器部队存在的弊端。他认为徐珲确实将火器运用之法带入了赵营，却不免也带来了边军中的一些陋习。比如操演时的方阵就大多流于表面形式，虽金鼓声振、井然有序，但就整个阵型揪出将士细问，则“问之兵，兵不知其故。问之将，将亦不知其故”。遭到几轮齐射打不垮的硬手反击，就会匆忙将方阵改为“一堵墙”那样的线式队形，挖堑掘壕继续蛮战，可脚跟不定、气势已去，怎能再克敌制胜。因此，纵观赵营前后十余战，火器部队素来都难成为决定胜败的关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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