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可得一时风平浪尽，一旦局势有变，其众必然复将如野草般疯长起来。朝廷调集重兵，糜费巨额军饷，却始终捉不住李自成与马守应，即便熊文灿等在楚豫间的一连串动作有些效果，但朝廷的态度总体还是不满意的。二不顺，张献忠、罗汝才不轨之心路人皆知。赵当世在回到枣阳后不久就收到了左良玉言“枣西将变”的密信，并深以为然。“枣西”之隐喻实则在于更往西的襄阳、谷城。那里若有变，还能有什么变，唯张献忠而已。此前，包括已被问罪的前湖广巡抚余应桂与现任郧阳巡抚戴东旻都恳切指出，张献忠与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建议熊文灿与朝廷趁张、罗立足未稳之际，突施袭击。但熊文灿认为这些人意在“夺功”，坚决抵制。朝廷当时也因边塞告急需调兵马勤王，并认为这种情况下仅凭熊文灿等剩余的兵力行此大举，无力善后，所以维持现状，不了了之。可是此端一开，传到张献忠与罗汝才耳中，心中不安，熊文灿又贪索无度，于是自觉就抚的局面难以长久，便“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为日后计。近期更是大肆造仗练兵、立关于河、榷税为饷，反迹大露。左良玉与张献忠有杀兄之仇，尤其关注他，在给赵当世写信前，其实已经先给熊文灿写了一封信，信上直言不讳：“贼利野战，不利守城。我众，贼散我合，攻之必拔，袭之必擒。一失此机，悔之无及。”可惜的是，熊文灿仍自禁谈此等事。左良玉便又给陈洪范写信，让他劝说熊文灿，但陈洪范也是个息事宁人的主儿，生怕激变多出祸端，顺和着熊文灿，派自己的亲信马廷实、徐启祚前往谷城西营调和抚慰。熊文灿同样请湖广巡按林铭球再度赴西营安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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