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越到后来，他越觉专剿之举徒糜军资、徒疲军力，收效却不显著。加之近些年关外清兵阴魂不散，声势甚嚣尘上，崇祯颇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难受，由此对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流寇的观点，渐渐又开始向招抚倾斜。
正月初八，熊文灿向朝廷转达了张献忠乞求招安的意向。崇祯在朝议上发问：“卿说这贼杀得尽否？”
杨嗣昌与主剿派唇枪舌战，力陈招抚张献忠的必要性。先说“是则先抚一二股以杀贼势，而后剿其余，仍不为失算”，又说“流贼蜂起垂二十年，为中原大害，若论经常之理，一剿而外，更有何词？乃其恣横遍七、八省，党类至百余万，剿之不可胜剿，不得不开抚之一路，以杀其势”。
而后面对主剿派对招抚不断的质疑，杨嗣昌索性抬出迫在眉睫的清兵做挡箭牌，再说“国家之兵力实不能兼御夫内外，国家之饷实不能两给于中边，即一时文武诸臣之才力心力，欲左投左效、右投右效者，不啻戛戛乎难之？”
与杨嗣昌穿一条裤子的熊文灿也申辩“目前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更说“若此时苦无兵马可发，勿轻言贼易剿，如剿有兵有势，不至成此难结之局也”，大肆附和杨嗣昌的论调。
主剿派中有人担忧张献忠坚持保持队伍独立性，而非类似刘国能散尽其众，恐怕有养虎遗患之危险，杨嗣昌等人同样以“惊眠虎而使之觉，嗾驯犬而使之嗥”为由，坚称事分轻重缓急，不可鼠目寸光自陷左支右绌的困境。
有熊文灿与杨嗣昌一外一内遥相呼应，加之薛国观、陈洪范等人的推波助澜，一番讨论后，“面谕剿抚原该互用”以及“岂有他来投
30招安（二）(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