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时代，在时间点上，是靠得很近的。参与三线建设的绝大多数人是建国前出生的，参与上山·下乡的人则是建国后出生的。两件事情，宏观上都是从物质条件相对优渥的城市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前途，为什么前者总体任劳任怨，后者却为了返城而闹出群体性事件？除开两件事在细节上的差异，本质的原因，就是两代人在精神层面上有境界的差距。”
“可我们不能去指责后者，因为他们的表现同样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在和平年代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对前人保持敬意并视为榜样，却不能从宏观角度把经历战争的前人的境界作为在和平环境成长的后人的标尺。那不科学。所以，随着时间一年年的度过，和平年代成长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中国人民宏观上对物质文化的需求的确是切切实实地不断增长的。”
“所以，新中国坚持了三十年的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方针，不可能继续下去了。随着老一代人从全国各行各业逐渐退出，我们不可能保持那样的发展奇迹……”说到此时，毕文谦突然大笑起来，“不，应该说，而今世界上主流的两种经济统计思路，因为其局限性，都无法真正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成就。因为，经济层面之外的积累，特别是教育资源的积累，和很多直接经济数据在换算上的数量级的差距，他们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那些信奉外国已有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新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建设，并不是高积累、低消费，而是低积累、低消费，换句话说，就是不承认中国人民建设国家的成就，至于初步建立完整工业体系这样醒目的成果，他们会因为无法解释而选择视而不见或
第四百四十三章 “约会”电影院（六）(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