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均衡，使得‘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他认为，商盐获利丰厚是与盐商直属朝廷管理的体制有关的。因此在《盐商妇》一诗中写道：‘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桑绩……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李曜见她居然知道这一点，颇为意外，不过却并不反感，反而笑道：“说得是，继续说。”
黄崇嘏脾气上来，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了这位朝廷右相，继续道：“这种官商结合的经营方式，既不能保证政府垄断全部收入，又不能对商人的利益进行调节，造成盐税流失于私人手中与农商利益的巨大反差。因此，他把利归商人作为政令失度的主要标志，认为‘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者，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因此，他认为朝廷兴利除弊的首要任务就是‘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破除这种官商合一，互为利用的管理体制。”
李曜见她一脸正气地说来，不禁笑了起来，点头道：“白乐天公的见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见黄崇嘏对这个评价似有不服，摆手制止，道：“不错，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几乎摧折了官定的‘抑工商’国策的影响，从而使工商者的地位不仅能堂而皇之地‘尽居缨冕之流’，而且力过吏势，横行天下，‘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成为‘上客’。有些巨富甚至敢与君王同座论事，如富商邹凤炽，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又曾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其绢未竭……”
对于农工商问题，李曜的思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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