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沿岸每隔一丈部署一个士兵禁止众人出海，也无法检查监控每一只渔船。
遥想洪武永乐之年，这种监控其实是做到过的，每只船都在朝廷的管控之下，每每出海进港都要检查货物，补给不能带多，违禁品不能存在，过时不归会被重罚。
但局势演变到今日，首先氛围上就不允许，其次如果现在这么搞，就相当于逼所有以海为生的人造反。更重要的是，此前东南若干主张如此严政禁海的大吏，都已被劾进了棺材。
人随着时代共同变化，阮鹗这样的硬柿子也不得不渐渐变软，因为太硬会死。
就此，烧了杭州的杨长帆一党在澎湖岛与隔海相望的福建开始了蜜月期。
此前于汪直而言，澎湖无非是个补给点，是个踏板。现下的杨长帆，决定将其打造成东海与南海的枢纽，今后的贸易，就在这里，南边的货我运来，北边的货我收走。
汪直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他的落脚点是舟山，最终以失败告终。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痛定思痛。
汪直太过相信与官府达成的暗中交易，以为岑港贸易于各方有益，朝廷不会出兵围剿，可偏偏俞大猷就是来了，为不与明廷正式交锋，汪直只好弃港而逃，置大业于九州。
纵观曾经最繁华贸易港口覆灭的教训，杨长帆确立了三点原则。
其一，根据地从九州转移到这里，此举与永乐迁都北京异曲同工，都亡则国亡，不留退路。
其二，永远保持足以威胁明廷的武力，永远不要相信所谓的和平与交易。
其三，经济民生上逐渐惠及福建，让福建尝到甜头，
198 大生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