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出价最低也最容易妥协的，就是汪精卫，因为他本钱最小。这一切，蒋介石看得也是明明白白。还在蒋介石下野前，双方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合作的试探。
不过，汪精卫和蒋介石唱了多年对台戏，这边骂对方是独夫民贼，那边把对方开除出党。突然两边就要合作，总不能啥都没说法，闷声不响就复合了。那之前的互相指责不就成了笑话了吗？重新合作，总得要找出共同点来，让大家相信，两个仇人把酒言欢，不是为了权力分配达成妥协，而是为国为民。
正好，外交部长陈友仁认为应该对日绝交，蒋介石先出头把陈友仁大骂一顿，指责陈友仁，“如绝交即为宣而不战，则国必危亡”。
汪精卫马上迅速跟上称：“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所谓的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不过，汪精卫讲话的关键，还在后面这句话：我看了蒋先生辞职后的一篇告国人的文字，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认为蒋先生与我同心，余愿与蒋先生精诚合作，共赴国难，挽大厦于将倾。
就这样，把对日绝交政策骂成是“国必危亡”的危机，那么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出山，就不是争夺权力，而变成力挽狂澜了。而汪精卫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以阻止对日绝交政策，同心抒国难为理由，完成由蒋介石的仇敌到合作伙伴的华丽转身。
17日，两个从北伐开始就相互对抗，互相视为仇敌的超级大佬在杭州相会。谈笑间，在风景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国民党的一场权力重组就此敲定。接下去的一切自然都是走过场而已。
第六百零一章 抗战上海淞沪抗战(二)(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