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却无他物，便也向松筠问道：“松中堂，您也曾经做过两广总督，裴山兄所言‘鸦片’之事，松中堂可也有过耳闻？”
“是这样啊。”松筠听着阮元之言，也过来将钱楷的遗信看了一遍，对阮元道：“这‘鸦片’之事，确如钱中丞所言，我在广州，也见了不少了，原也想着，若是能留任广州一两年，我也当寻个法子出来，对这毒物严加限制。可我在那里只做了半年总督，便北上入朝了，如今却也和钱中丞一般，是空自担忧，却无整治之法啊。伯元，正所谓有备无患，这盒子和遗信，你就先留下吧，或许日后可以派上用场呢。”
“松中堂所言甚是，确实，眼下要做的事，可是还有很多啊。”阮元想着自己毕竟还是漕运总督，眼下当以漕务为先，至于鸦片之事，就只能先放一放了，便也将盒子与钱楷书信置于随身衣箱之内，妥善保存，想着若是果真需要自己来办这件事，再拿出来也不算迟。
松筠在淮安待了两日，也将阮元同意阮钱两家婚事的决定告知了钱楷之母，念着伊犁路远不可久留，便即离去。阮元也在漕院为钱楷设了灵堂，又大哭了一场。只是想着漕运问题如今尚无进展，阮元还是强忍悲痛，继续投身公事。不过半月，焦循和江藩也相继来到了淮安，阮元整顿漕务之事方才有了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