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此言固有几分道理，但不可以用来经纬国家。”
另一名士子继续以应答方式对曰：“此言至圣先师难道不知吗？在论语中，至圣先师提及管子有四句话，除了一句批评管仲器小，奢侈，不知礼，其余三句都是称赞管子的。”
另一人则道：“其实你我也看得明白，圣人对于管仲的评价就是私德有亏，但却有大功，可是论起来不如周公，不如三代圣王。”
“我今日论此不是来争管子之地位，而是争管仲是否是我儒门先贤。你说私德有亏，不可为圣贤，但子夏曾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难道一定要归于三代才是儒家圣贤吗？管子之变法也是兼顾厚民与富国强兵。只要是厚民，以苍生为怀，就是达到了一个仁字。至圣先师不就说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咱们儒门可是以一个仁字贯穿始终的，由此可见管子乃我儒家一派。”
文章写得很浅白，这也是新民报的风格，方从哲常常让经过六年义学学堂毕业的贩夫走卒读新民报上的文章。
这就如同白居易拿诗念给老妪听一般。
其中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可谓深得人心，比起士大夫们动则说教，这句话老百姓更能接受。变法的道理讲一万句，都不如比先让老百姓吃饱喝足来得实际。
两名士子还在最后以如此争论收尾。
“厚民爱民与富国强兵相左，一个儒家之说，一个法家之学，又如何能融会贯通呢？”
另一人道：“厚民与富国非一左一右，而是同舟共济。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百姓不富，朝廷又如何能富，先富百姓，才能富国家。”
新民报刊
一千三百八十九章 妖书案(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