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曾国藩先是推辞两江总督之位，不愿接手，之后又有意拖延，迟迟不到江宁，态度之暧昧，实在令人起疑。由此一来，“督抚不和”的故事更加蒙上了重重迷雾。
又有传闻说，在马新贻被刺前几天，江宁府衙门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还盖着大印，不过印文模糊，看不出来是哪个衙门所发。把门差役接到公事后，不敢怠慢，即刻送交外署的门房。门上接收后先登记在册，再送进位于内署的签押房——这里是马新贻日常办公的处所。马新贻打开公事一看，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别无一字，只画了一匹死马。他醒悟过来后，立即派人赶出去追捕投送公事的人，但来人却已经不知去向。
日复一日，刺马案的头绪也越来越多，盘根错节，牵涉太广。仅以上五种传闻，就牵扯上了回王、湘军、天地会、洋教士、陈国瑞、醇亲王以及丁日昌。
从曾国藩的角度看来，五种版本中，“渔色负友”说和“私通回匪”说如果是真的，将有损马新贻声誉，朝廷和马家人都不会满意，因此无须追查；如果是假的，当然更加不必追查。“为天地会复仇”说牵扯到了湘军，他也绝对不会追查。“洋教”说牵扯到洋教士和醇亲王，情节更是复杂，讳莫如深；他曾国藩一生就败在教案上，沾了洋字的他都要退避三舍；醇亲王不仅是皇叔，还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当然更加动不得。至于“督抚不和”说就更加微妙了，如果丁日昌是刺马主谋，那丁日昌为什么要在刺马前一天赶到天津？他曾国藩不是有极重的同谋嫌疑么？所以，此说是最不能追查的。
而案子拖延不结，只会招致更多传闻物议。思来想去，曾国藩觉得还是之前张之万和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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