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吴绍霆抵达广州。此时广州各大报纸已经连续报道了上海宋教仁遇刺事件很久了，都督府新闻部还特意利用站在政府这边的《广州日报》、《广东革命周刊》等，大肆宣扬了吴绍霆英勇相救宋教仁的事迹。因此在吴绍霆的船靠岸上，码头上有不少市民前来迎接，高声欢呼吴都督的威名。
吴绍霆在民众面前保持着和蔼可亲的一面，一会儿挥手致意，一会儿拱手道谢。当他回到都督府之后，却立刻变了一副脸色，雷烈风行的召集了都督府参谋总部召开了一场会议，加强对革命粤军第三师的装备，以及第一师的重新布防，俨然是一副大战临头的趋势。这一举动引起了都督府上下的紧张，吴绍霆向众人做了一番局势的分析，认定迟早会有大变，众人只得遵从命令执行。
年初第一师全军更换了德式装备，退下的步枪暂时存放在军械库。吴绍霆很快派人联络了湖南衡阳的焦达峰，用单价一圆二的贱价果断把这一批步枪卖给了湖南革命军。焦达峰对此十分感激，还专门写了一封亲笔信道谢。吴绍霆并非是照顾焦达峰，也不是觉得这批枪占库存，而是料定湖南很快会发生战事，间接资助焦达峰成为阻挡北洋军南下的第一道屏障。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上海都督府公布了宋教仁遇刺案最终证据，证明阴谋家应桂馨与总统府秘书处的电报往来。此一证据迅速在国内掀起了震动，各省各地指责北京政府的声音源源不断，许多军政府首脑发电报斥责袁世凯。孙中山趁势在上海发布讨袁声明，披露北洋政府独裁的野心，痛斥袁世凯阴谋暗杀行为，号召全国维护共和大义发动二次革命。
黄兴、章士钊等国民党文治派人物却主张利用法律手段惩处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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