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上，也表示自己并没有越暨，在南方三个南明朝廷中，也好说一些，虽然商毅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但在和清廷进行决战之前，还是尽量不要和他们发生冲臭。
另外一方面，商毅也是在为以后的国家体制考虑，其实就商毅本人的意愿来说，他毕竟是民主和自由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没有万寿无疆或永远健康之类的野心，如果条件许可，他肯愿意建立一个共和国，而且君主制的国家。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决定了，共和在目前的中国，根本就走不通，因此只能采用君主制，做为国家体制，肯定不会采用旧式君主专制的体制，而是釆用君主立宪制。
当然在国家成立的初期，商毅不会全面将权力下放，但在国家日常的行政制度上，还是以内阁为主，国家的行政命令，应该是由内阁的名议发出，自己只付责所有政令的最后把关和控制，但并不直接下达行政命令。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君主制，大体类似十九世纪的德国威廉王朝，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当然从一定程度上说，和明朝实行的票拟，批红制度也差不多。
但这一次商毅非常高度的以靖北王的名议对清廷宣战，不仅是传给清廷，同时也传谕南方的三个南明朝廷，也是向天下正式宣布，南京政府己是一个正式的政权国家机构，而不在其他势力的臣下。
如果说宣战，还只是一个像征意义，那么在宣战之后的第二份诏书，则更俱有实际意义。
第二份诏书主要是针对清廷，首先历数了清廷的罪行，又以几年来中华军对清廷的胜绩，表示清廷必败，南京政府必胜的结果。同时以北京暴动、北方农民纷纷举义为例子，号招在清廷治下的百姓配合中华军的战斗，揭杆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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