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方对南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己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不是仅靠毎年几十万两白银、绸缎之类的岁币就能够解决的。
而且北方经过十几年的农民军动乱之后，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如果失去了南方的供应，北方很难支撑下去。因此江南之地，不仅仅是为了统一天下，同时也是满清想在中原立足的必须之举。
因此多尔衮这才下定了收取江南的决心，同时也是为了试探南明朝廷的反应，给督师江北的史可法写了一封信，内容当然是充满了威逼恐吓的意思，看一看南明朝廷是如何应对。但信刚刚送走，立刻就接到了山东叛乱的告急，多尔衮心里自然有些不自在。
不过因为方大猷也没完全弄清楚，自己对手是什么人，因此在奏折里也写得语焉不详，只能说成是一般性质的地方明朝官员百姓发动叛乱。
正因为如此，多尔衮到也不太在意，在他看来这次山东叛乱本身并不算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一群明朝的地方官员和一些民间百姓组织起来的反抗斗争，这种事情在过去清军入关奔袭中，也经常发生，但怕只怕这消息传开之后，在清军的占领地区，引发了连锁反应，那就有些麻烦了。另外如果南明朝廷在对此加以利用，比如出兵配合，或者派出官员巡抚这些地方，也都会对清军的统治十分不利，只为在这些地方扑火，也会拖得清军疲于奔命。因此对这次山东叛乱也不能轻率处理。
但相对于山东叛乱，另一份公文对多尔衮来说，却更令多尔衮烦心一些，这是以当今的大清皇帝福临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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