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宋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张方平》卷一百二十一）。
被称为最伟大的帝王之一的汉孝文帝刘恒，反对设立誹謗妖言之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諌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逺方之贤良？……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第十》卷十）。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立法，就是汉宣帝对“亲亲相隐”司法原则的确立。值得记住这份诏书：“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宋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张方平》）
儒家把“孝”推升至“以孝治国”的高位，是因为“忠出於孝”。“窃惟治道，必以教化为大经，人道必以忠孝为大本。教化不施，虽有刑政不能为善治。忠孝无取，虽具形体不足为全人。而况忠出于孝，则是孝又百行之大者焉…美教化，厚人伦，为治之要道也”（元，许有壬《
第四百九十三章 站台（第二更）(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