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搞清楚何勇恼怒的根源对于理解《垃圾场》这张唱片至关重要。
事实上，2000年之前真正代表“北京摇滚”这个概念的就两个人——崔健和何勇。支撑这两个人摇滚的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北京亚文化——军队“大院文化”和草根“胡同文化”。
崔健的摇滚是“大院文化”的产物，何勇的摇滚是“胡同文化”的产物。崔健摇滚的那种红色理想主义，那种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会批判在何勇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何勇摇滚关注的是形而下的市井生活，是北京胡同草民们的喜怒哀乐。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个形容词，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个动词。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座雕塑，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段视频。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政治学的摇滚，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经济学的摇滚。
崔健的“愤怒”是符号式的反抗，何勇的“恼怒”是引入日常生活的反抗。
崔健摇滚的根儿在******那里，何勇摇滚的根儿在老舍那里。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北京出现了一批体制外的无业游民，一批混迹于北京胡同的小混混，何勇就是其中的一员。
何勇当不了流氓，因为他心不够黑，也不懂得阴损。
何勇也当不了痞子，因为他不够世故也不够油滑。
何勇只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他骑着单车在胡同间游晃，他只能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小混混。
何勇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北京胡同小混混的世界观。
何勇的“恼怒”来源于身份缺失引发的焦虑感和孤独感，来源于由于财务状
第565章 《钟鼓楼》(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