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的主体。而这些承包商通常会展开“踢皮球”，造成长时间的拖延，使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持续升高。
此外，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层层转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并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解决劳动纠纷的取证十分艰难，律师们最后甚至只能将农民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当作间接证据呈给法庭。
正因如此，即便是能打赢官司，前期取证调查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结，维权事件启动后也还得要走完包括强制执行的14个程序，面对繁杂的程序，许多农民工会失去耐心，因而采用了别的方法——这就是花式讨薪背后的真正原因。
这些，刘扬帆自然很清楚，他回答黄山河道：“这个黄经理多虑了，无论是在协商阶段，还是以后可能走向法庭，我们都将用集体诉讼的模式来处理这个案子。”
所谓的集体诉讼，也叫代表人诉讼，是指多数成员彼此间具有共同利益，因人数过多致无法全体进行诉讼，得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为全体利益起诉或应诉。
除了首席原告外，其他受害者都不需要直接参加诉讼，甚至都无需知道有这样一个诉讼案的进行。一旦赔偿额确定，各个受害人都会按照比例得到赔偿额。并且，任何不愿参加集体诉讼的成员必须亲自申请退出，否则就算是自动参诉。这样打一个官司，就不需要很多人参与，律师只需要和首席原告交涉就可以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协调成本。
这些专业名词，岑宇桐当然不太懂，所以昨天晚上，她做足了功课，特地去问度娘恶补了下，才勉强过关。
第一零五章 你一刀，我一刀(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