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复兴后的挑战而加强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3）战后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4）利用战后的经济优势地位，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充分利用国外的廉价资源，其中特别是石油资源，从而极大地获取高额利润；（5）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国内政治局面相当稳定。
其次，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向西部和南部转移。中华民主帝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中东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传统工业负担的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比如印度沿岸的占据了缅甸、泰国的西南资本家，形成了新西南财团，控制了中华民主帝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银行——西南商业银行；而南部的婆罗洲由于战时石油开采和军事工业的扩建也形成了婆罗洲财团。婆罗洲财团在太初四十年就已成为中华民主帝国的第五大财团，其实力仅次于山东财团、江浙财团、广东财团和中原财团。婆罗洲财团的实力虽然差一些，但是它经常和其他财团结盟与东北部的老财团如江浙和广东财团展开对抗。中华民主帝国西部和南部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西部和南部新财团的兴起，对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也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华民主帝国历届政府的大权主要由中东部的财团操纵，但是这种政治局面在战后开始发生变化，西部和南部的财团逐渐在政治上与中东部的财团展开竞争。中华民主帝国的政治权力不再由“
第五百九十四节 战后掠影经济篇(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