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大造声势而轻于惩罚的方式也是师承于他的老师，中国社会调查部的老大余健余部长。在国内的肃清敌特和反立宪分子的工作中，余健曾经通过各种方式抓捕了大约三百万人，其中二百七十多万人都是在拘留十天后经过各种的审讯（一般不用刑讯逼供）后释放，但是他们被告知由于他们曾经的言行触犯了国家法律，虽然不构成犯罪，但是也将记录在案，希望他们能及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在这种大规模的抓捕和宣传下，国内在太初十年后曾经一度抬头的共和势力被打压下去，学校里的各种激进组织也多数不了了之，学生们也惊讶的发现很多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的老师和师兄们被释放后往往谨言慎行，再无当日粪土当权者的澎湃。而一个个由国外势力资助或者指挥国内那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或者社会名士阴谋颠覆帝国政权，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国际势力的支持的证据被一一披露出来，加上当事人的公开审判，让很多参加这些社团的青年人幡然醒悟，对那些打着共和平等旗号的人嗤之以鼻。
海德里希的政治眼光相当敏锐，他认为工人党夺权以后，党组织和冲锋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功成身退。“现在主要任务是巩固权力，而不是继续无休止的折腾。”冲锋队尾大不掉最后招致覆灭的命运证实了海德里希的看法。在整肃冲锋队的这些日子里，海德里希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防止党卫队重蹈冲锋队的覆辙？”他为党卫队勾画了未来的蓝图，那就是变成一支警察力量担当保卫政权的责任。希姆莱对此深表赞同。
太初十三年4月，戈林入主普鲁士政府以后，立刻在普鲁士内务部的基础上组建一支秘密警察，不受普鲁士
第五百二十五节 莱因哈特的秘密(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