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其实如果不是山东商会和国防军的逆势崛起，中国现在已经是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了，毕竟宗方再有眼光，也无法和掌控作弊基地、逆天改命的吴宸轩吴大官人相提并论。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实际上后来的抗日战争就是按照宗方小太郎的思路展开的，日军首先期望攻陷首都南京来震慑中国求和，没有达到目的就扩大战争控制中国的华东、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和交
第三百六十六节 宗方推断寺内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