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惜，但是人家毕竟是革命党的死忠，不好往外推的。
对于宋案，史学家唐德刚曾遗憾慨叹：宋遁初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均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其实宋遁初主张的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对于一心想搞以党代治的乔夫来说，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废除责任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公民党在第二届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公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预定由宋遁初担任内阁总理，削弱乔夫的权力。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宋遁初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南京政府和北方自治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宋遁初之死固然令人痛惜。诚然即使他就任总理，中国当时的诸多问题与危机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这些问题与危机，或许会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承担；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或许会有机会在宪政框架内试验、成熟。他的被刺，使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长久地丧失了。正如于右任老兄在他的日记里所说“议会民主的烛光是那么的脆弱，在宋公的墓前摇曳，终是要熄灭在黎明
第三百零五节 宋案余波尚未平(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