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懂做生意，但是袁世凯却懂得口袋里有银子才敢花银子的道理，可以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同意设立粮食公司“与民争利”，而争的这个利，就是为了借手粮食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
其实，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些法子办成事业，他袁世凯自然也能凭此成事。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袁世凯在无形之中模仿着东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其主持下浙江的新政锐变。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于浙江推行比直隶等地更为大胆的新政措施，恐怕还是因为其特殊的位置，在名义上浙江属闽浙总督辖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袁世凯都是北洋布在江南的一着棋子，这使得闽浙总督一直不能插入浙江之事，而另一方面，北洋衙门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直接插手浙江，这自然导致了袁世凯可以于浙江省“肆意妄为”，几乎全无顾忌，当然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支持他的那些“肆意妄为”的新政之举，李鸿章。甚至张之洞等人，都需要看看这这种仿效到底能否成事。
恰正像当年唐浩然所一般，中国太大，船大不易调头，所以有些新政举措，需要辟地尝试，先行以试行，待试行成功后。再放之于全国，东北之政于东北偏远之地可以成事。但于内地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袁世凯治下的浙江就是答案，就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需要的答案。
“再则，以季直兄看来，当今之世，若中国之乡绅仍困守于田。又焉能有将来，困守于田又国家又有何助益？
第117章 邀请（求月票）(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