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万一失败则回返不易，不是上策。蒋琬的这一举措还引起了孙吴朝臣的疑惧，步骘、朱然等上疏，说传言蜀要破坏吴蜀联盟，与魏交好，多作舟船，缮治城郭等等，应该加强戒备，孙权力排众议，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后主派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来汉中与蒋琬商议大计，蒋琬深感惭愧，感激发愤，又一次上书后主，他诚恳地写道：“为汉室除残去秽，是我应尽的职责，由于我资质驽钝，又兼疾病，来汉中六年，并无进展，俯仰惟艰，寝食不安。现在魏国强大，北伐不易，我与费祎商议，认为凉州地势险要，进退可据，羌胡人心思汉，宜用姜维为凉州刺史，姜维出军西北，我当率军后继，而涪县水陆通达，万一东北有变，应付不难。”一片赤诚，一番苦心，溢于字里行间。
蒋琬从汉中回军，到涪县驻军，以费仪为大将军，出守汉中。在涪县的日子里，国事基本上交给了费祎，尽管病魔缠身，蒋琬仍然念念不忘北伐事宜，想到丞相的重托，心中十分不安，他觉得自己有负丞相厚望，后来蒋琬在疾病折磨之中与世长辞，北伐未成，含恨归天。
蒋琬的才能远不及诸葛亮，这是无可置疑的，但他能沿用诸葛亮的成规，以静治国，注意选拔人才，用人之长，兼之气量宽宏，心存大局，因此使蜀汉在失去了诸葛亮之后，维持了稳定的政治局面。至于北伐，他审时度势，积极进取，虽壮志难酬，但其所作所为亦基本符合天下大势和蜀汉国情，从上述几点看，蒋琬仍不失为一个继诸葛亮之后，一个作风稳健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