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不满，但是一旦结束了战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一直到抗战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一个低阶军官的军饷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三十分之一，就算是最受优待的大学教授这一类的职工的工资，也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二十分之一，这已经是国府的最大能力了，没办法，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之所以那么多军队一方面对一百兵团充满怨念，一方面又急切的想要加入一百兵团，就是因为一百兵团的首级记功制度。
可是这些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英国和美国，少部分是校长支出的，就算如此，这个制度也是褒贬不一，最后，无奈之下我只有向全军通报了这种情况，不需要校长支出这笔费用，而改由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笔钱来支出这笔费用，到最后，为了缓和财政危机，这最后一笔钱，也交给了校长去运作，无可奈何，真的是无可奈何，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我们都不会采用那种方法。
被逼到后来，我们无可奈何地使用了饮鸩止渴的昏招，大量的印刷钞票，最终导致了法币的快速贬值，国家的金融体制崩坏，一发不可收拾，我的这笔钱，校长没有用，校长大概也知道这笔钱的数目虽然庞大，但是比起整个国家八年的亏空，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校长没有用，而是在抵达台湾之后把这笔钱还给了我，作为我的起步资金，他对我说国家欠我父子的太多了，太多了。
国家危难之下，军人固然可以为了国家流血牺牲，知识分子们也可以忍受清贫为国育才，为国家保全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忍受，但是更多的人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
四百零四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