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了这等旧事亦属私密隐闻，知晓后保不定引火烧身，遂在场官员皆不敢记录在案。
当日审问结束，审问官员自是问不出甚像样的结论，只得先行散去。不料大理寺卿穆莳回府之时竟从马上摔下，当即摔伤了腿，无法行走，为证明自己伤势属实，穆莳命家人请来太医，命太医确诊。随后方持了太医所写脉案药方向圣上并吏部告假，道是伤势过重，无力行走，惟有坐卧家中。景治帝不得已只得批准。随后又命人传召刑部右侍郎炎煜，询问其伤势可有大愈，正可接手黄元善之案，奈何传旨官吏回报曰南安王仍卧床将养。此番相隔不过半月，半月前，刑部正复审周家椽之案，彼时无论这大理寺卿还是刑部侍郎，无不雷厉风行地调查审讯周氏之案，却在半月后的黄元善之案中双双百般推诿，撇清关系，不得不令人生疑。念及于此，景治帝不禁暗地里寒毛直竖。随后又加派大理寺少卿作为第三名主审。
几日后，迫于当今一日一道圣谕地催促询问审案进展，刑部尚书郭应霖终于上奏景治帝曰：“……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左隽，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却说景治帝见罢这等结果大为震怒，道是刑部审讯刺客已逾多日，却惟审出这等结果，实属昏聩无能、敷衍了事。随即景治帝连发四道圣旨，第一道圣旨指示郭应霖曰：“步兵统领衙署重地，竟有凶犯胆敢持刀行刺，实属情同叛逆，亟须严刑讯究。”第二道圣旨指示郭应霖：“务必得到真相，严厉惩办凶手。”第三道圣旨指示郭应霖曰：“此案审讯重点：首先需审清行刺原因，其次务必审清行刺的幕后主使。”第四道则是一道密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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