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落的信使突然间吃香起来，每次一到地方，都有大票人马冲上来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打听前线的各种消息，这种热闹和喧哗，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小小地市场经济革命：趁着这个机会，许多地方原本很冷清的驿站忽然转型为周边村落的赶集场所，大伙一边打听消息一边做买卖。
这里面的原因倒是很简单，北方人民之所以这么激动，主要是因为此次出征的军人几乎全数来自北方，各路野战兵团、涵盖各种民团、壮丁在内，约莫有七十多万人马，按照这个数字推下来，安徽、山东、河南、直隶等几个行省几乎村村都有人出征，要知道战阵之上那都是生死在天，谁也不想自己的亲人朋友就此埋骨他乡，因此关注的力度当然要大上许多。
当然，除了这一最直接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汉帝国的封建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做得有大有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荒芜无主的土地分配、以及土豆、红薯、玉米等新作物的驯服和推广。几年下来，北方一片安定，气候良好，几乎年年丰收，广大农村的丁口户册统计和口粮保障工作大体完成，流荡、抛荒、逃难等大股流民流窜事件基本上已经杜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的合法统治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地一致肯定，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听闻官军收西南”，自然是要“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而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就肯定没有北方人民这么顺贴了，当然这里并非是说南方人民有异心，这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战争终究未过去很久，基本上可以算做是“新征服地区”，要知道这个时代广大中国人民的地域观念还是相当之强烈，按照一般的理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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