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这段时间商会发动的针对流民的贷款运动也大大缓解了李光地政府的窘境，而之前这些事情都是官场之中最龌龊、最难办的项目之一，因为就官僚集团贪婪无耻的本性来看，硬逼着让一头老虎去救济一只兔子无疑是一件相当无奈的事情，而无论多么充沛的经费、多么充足的物资，官吏们都有本事把它们在一层一层的调拨中蚕食干净，但商人们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这点弊病，虽然说这些高利贷吸血鬼也是满屁股臭屎，但对于那些农民来说，比之政府官员救济那还是实惠很多。而把这种事情交卸出去之后的李光地政府，则就能把力量集中在村落编组、行政控制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兴修水利、土地规划和与当地原住民交涉等公共项目上来，这对于行政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非常之有利的。
经过这段事件的观察之后，汉军的那些重臣也开始在怀疑以前的传统政策，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圣贤传下来的那一套经学国术似乎有点憋气，看着大帅和商人们玩得团团转，不论是李光地还是汤斌陈梦雷，暗地里都还是觉得很没面子——这都叫什么玩意？几千年来咱们中国是都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谁听说过什么“与商贾共治天下”？！
出于对这类社会现实的疑惑和反思，一六八五年春天的时候，北京城里几个不知名的狂生在一家又脏又臭的客栈里成立了一个叫“工商诗社”的玩意，这个组织谈不上政党也不算什么学术机构，而这个只有几名成员的“工商诗社”最后也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二十天后奚零星散，它所有的作品也只是十几首针对时政的七韵长诗。不过在之后数百年的日子里，全体中国人都因为历史教科书的原因记得了这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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