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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