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熟饭。她要是再反悔这亲事，将会引起她无法想象的后果。再说，她反悔了，自己又怎办呢？
没有办法，只好睁着眼睛往火炕里跳。婚期已一天天迫近。她惧怕这一天，但这一天还是无情地来临了。下午五点多钟，婚礼马上就要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举行。徐爱云于是把早已放在柜子上的那朵红纸花给侄女佩戴在胸前。男女两家的一些女客，就和爱云一起引着新娘出了县革委会田福军家的院子。
在县革委会的大门外，一辆挽结着红绸带的黄吉普车正等待新娘的到来。本来县革委会商县招待所只有几百米远，但为了排场，李登云动用了全县所有三辆吉普车中的两辆——当时吉普车就是县上最高级的车，准备专车把新娘新郎接到招待所。
现在，李向前穿一身崭新的银灰色的卡制服，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子，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正喜气洋洋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这位司机今天不用开车，自在地坐在小车里面，胖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
这时，在县招待所的大餐厅里，已经是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了。几十张大圆桌铺上了干净雪白的台布，每张圆桌上都摆满了瓜子、核桃、红枣、苹果、梨、纸烟和茶水。早到的客人已经十人一桌，围成一圈，吃水果，嗑瓜子，抽纸烟，喝茶水，拉闲话。说话声和笑声嗡嗡地响成一片。这些县社干部们，今天不见明天见，相互之间都是熟人，凑到一起就有许多话可说。
这期间，仍然有新到的客人从餐厅门口走了进来。李登云两口子衣冠楚楚，分别立在大门两边，脸上堆着笑容，和进来的客人热情握手，表示欢迎光临他们儿子的婚礼。招待所的院子里停了许多汽车——这是向前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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