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仿佛这里可以住家似的，想起在香港之战里，没有被褥，晚上盖着报纸，垫着大本的画报的情形；但是美国的《生活》杂志，摸上去又冷又滑，总像是人家的书。
今天在印刷所的那灰色的大房间里，立在凸凹不平搭着小木桥的水泥地上，听见印刷工人说：“哪！都在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我笑起来了，说：“是的吗？真开心！”突然觉得他们都是自家人，我凭空给他们添出许多麻烦来，也是该当的事。电没有了，要用脚踏，一个职员说：“印这样一张图你知道要踏多少踏？”我说：“多少？”他说：“十二次。”其实就是几百次我也不以为奇，但还是说：“真的？”叹咤了一番。
《流言》里那张大一点的照片，是今年夏天拍的。獏黛在旁边导演，说：“现在要一张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的，头发当中挑，蓬蓬地披下来，露出肩膀，但还是很守旧的，不要笑，要笑笑在眼睛里。”她又同摄影师商酌：“太多的骨头？”
我说：“不要紧，至少是我的。”拍出来，与她所计划的很不同，因为不会做媚眼，眼睛里倒有点自负，负气的样子。獏黛在极热的一个下午骑脚踏车到很远的照相馆里拿了放大的照片送到我家来，说：“吻我，快，还不谢谢我！哪，现在你可以整天整夜吻着你自己了。——没看见过爱玲这样自私的人！”
那天晚上防空，我站在阳台上，听见呛呛打锣，远远的一路敲过来，又敲到远处去了。
屋顶的露台上，防空人员向七层楼下街上的同事大声叫喊，底下也往上传话，我认得那是附近一家小型百货公司的学徒的喉咙，都是半大的孩子，碰到这种时候总是非常高兴，有机会发号施令，公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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