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的，“死”的，里面的人物也都在走着死亡的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他看来，这都是与时代脱节的，而且缺乏积极的社会作用。唐文标与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张爱玲创作题材狭窄，人物平凡，有趣味主义倾向。
唐文标等人的意见遭到朱西宁等人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是“题材决定论”和狭隘功利主义。
对具体作品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看法各异的，例如，有人对《怨女》和《金锁记》进行比较，认为《怨女》在情节上，欠缺《金锁记》那种复杂与深入，也缺乏深度和严谨的结构（王拓：《〈怨女〉和〈金锁记〉的比较》）。也有人认为，《怨女》削除了女主角的女儿，减低了悲剧的力量；但在结构和文字表现方面，《怨女》处处胜过《金锁记》（李元贞：《文学论评——古典与现代》）。
应该指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虽然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赞同对张爱玲的成就及其创作才能予以较高评价，却不同意盲目推崇，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对张爱玲的介绍和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再度开始的，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后一篇，作者以张爱玲老友与历史见证人身份，夹叙夹议，写来真情动人，评品允当。陆续发布的研究文章，有的看重张爱玲独特的艺术表现领域，认为：“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程度地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媾合所缔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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