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我国即能实现的“两年三熟制”，因为高岳的这种耕作模式只能说是“套种”，而非两年三熟所必需的“复种”。
所谓套种，就是把田地分区，各种各的作物，互不耽误；而复种，则是在同一田地，轮复种植不同的作物。
为什么复种和两年三熟这么先进的技术不用呢？很简单，因为泾州是“地广人稀”的局面（或者说在明清前，中国北方都是这样的情况，即人少田地多），对于营田的士兵来说，一家子都要负责一百亩地，你让他二年内对田地精耕细作，种完这茬又接着种下一茬，再收割数次作物，还要承担练箭任务，这种“复种”的疲累程度没人受得了。
而套种的负担就轻得多，耕作方式粗放些也毫无关系。
所以高岳身为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排在思维的首位：在地广人稀，人均田地很多的情况下，增大开荒田亩面积才是最实用的增产方式，而非采用不切实际的“两年三熟制”。
故而直到人均占地越来越紧张的明清时代，两年三熟制才真正普及推广，田地少了才会搞精耕细作以求增产，就是这个道理。
另外，他曾对段秀实说过，要于泾州推行稻麦双种法，后来经过缜密思索，也放弃了这个行为，因为稻子想要出产量，非得选到良种，开掘水利，精耕细作不可，这对军队营田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远不如种粟、荞麦和小麦等作物来得方便高效。
营田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百里城的设施也在慢慢完善，高岳和泾州军府里的姚令言商量好，派人前去泾州西诸多山岭里免费砍伐树木，再运来在城中，继续营建烽燧、旗亭、驿站和
11.两年三熟制(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