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成。《明史·志第三十一》记载，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每天上午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烦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地在座位上枯坐半个小时。
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完全不解其意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儿，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课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与书本的七年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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