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也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领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内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前来上海。他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来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刘仁静、邓中夏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7月1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刘仁静大约在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谈之后，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7月20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
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