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
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
刘伯垂来了。他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身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
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
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
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
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申明退出。
在1921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他俩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
李汉俊在1920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