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讲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我们的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引者注：即1918年）11月底办《每周评论》，我们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
张东荪和戴季陶拂袖而去(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