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会面，似乎双方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渐渐住了。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
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
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七一六号[注释8]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苏俄《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
大约是白居易的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