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经离开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办的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
如胡适所言：“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作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注释20]
于是，陈独秀2月2日离沪，乘“大通轮”于2月4日抵达汉口。8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
火车迎着朔风，喷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讯，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
北京西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
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