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你忠实的欧登科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注意”。
正因为这样，1921年4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那里的警察便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内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内夫利特的动向：
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20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
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
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