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与他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又衍生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理念，制定出一系列行为规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桎梏和行为镣铐。在学术的真实性体验上，他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试图沟通“物”、“知”、“理”之间的渠道，也只是一种空幻的设想，难以产生真正的认识论成果。
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已经看出朱熹的问题所在，便不再在几重难以沟通的概念间勉强连接，而明确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连那个至高无上的“理”，也都是心的化身。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地去“存天理、灭人欲”了，只要“致良知”就可以。朱熹认为，人的“行”发自内心，而“知”却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阳明这里，哪里还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于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这显然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推动，因此也可以独立地称之为“心学”。
如果硬要比较，就我本人而言，当然更喜欢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法，因为我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些概念帮我度过了很多社会灾难，并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从纯粹哲学的高度上来分析，这里所说的“心”、“良知”等概念还是朦胧迷离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建议大家读一读李泽厚先生的著作，如《宋明理学片论》、《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等。就我涉猎所及，他讲得最为深入。
朱熹和王阳明这两位哲学家都很了不起。我曾在一篇写岳麓书院的文章中记述过朱熹晚年受迫害，与他最信任的学生蔡元定诀别的感人情景。我又在一篇写家乡的文章中评价过王阳明先生的惊人生命力。
第四十五课 五百年斯文所寄(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