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西北的另一个儿子李亨继位，自己成为太上皇。这样才使唐朝得以维持，但已经没有雄健之气。
文化要关注的就是这种“气”，这与历史学家的眼光很不一样。在历史学家看来，“气”太空泛，而对文化人来说，最值得捕捉的只有“气”。“气”的直接表现，就是文化气氛。
王安安：
我觉得盛唐的那种愉快气氛再也没了，甚至对中国文化史来讲，这种愉快气氛再也没有了。
余秋雨：
对，历史失去了愉快。这很要命。
费晟：
另外，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也丧失掉了，中央出现宦官专权，地方出现门阀割据，大量财富和文明成果被耗损，甚至毁灭。作为当时的文化人，不仅居无定所，而且失去了最起码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柱。
余秋雨：
你说得很深刻，失去了“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这是文化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文化创造的制度环境”建立很难，破坏却很容易。其中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创造者的处境如何。如果他们的处境无一例外地都不好了，那就证明制度环境已经破坏。
我曾经在《唐诗几男子》的长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李白、杜甫、王维这三个最重要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狼狈处境，大家不妨找来一读。他们三人遇到的麻烦完全不同，但都很大，甚至到了致命的边缘。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一个难以逃遁的劣质环境。
在三位大诗人的遭遇中，有一点让我非常震惊，那就是，当他们陷入泥淖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来救他们。李白的诗，在当时已经名满天
第三十八课 没有人救他们(2/3)